有關香港研究的論爭

本文中‘香港研究’一詞泛指對在社會科學及歷史方面的香港研究，研究重點在於描述特定的香港社會現像或歷史事件，並試圖解釋現像背後之間的因果關係，及所隱含特定的視角(perspective)。本文旨在從疏理、比較香港研究中不同視角間的差異、局限、影響，為讀者對香港研究內因不同視而產的話語，提供較全面的圖像，並對這些視角背後的解設提出質疑。


香港研究的視角
視角就是觀察事物的角度。以理論而言，每個理論的底層皆有其假設。以香港研究而言，研究圈子內一般將研究視角分為三大方向：英國殖民者觀點、中共民族主義下的反殖觀點、本土觀點（霍啟昌 1995：第二章、蔡榮芳 2001：第七章、謝均才 2003、張少強 2011）。以上三個方向以的研究的主題，即為殖民時代英國在港的管治系統、在中共民族主義主軸下反抗殖民管治的華人社團及其愛國行為、在中英兩個宏大論述中夾縫裡的香港本土社會。以上三個研究視角代表了背三種異迴的的價值取向。如果再引入研究中針對的分析單位（在此簡化為宏觀、微觀兩種傾向）的話，我們可得出下表：

英國殖民觀點 本土觀點 中共民族主義反殖觀點
較宏觀的傾向（由上而下） 英國殖民地史 ‘香港故事’、學術性香港史 回歸前中共系統所編制的大量香港史著作
較微觀的傾向（由下而上） 新界究研(？) 機構史、傳記、屬民(口述)歷史 ？


三種話語

上表只是個簡化，甚至過份簡化 ，但這分類有助我們看到一些有趣的地方。從表中我們可看到其實英國人除了編寫以港英政府為中心，即以城市為中心的香港歷史外，其實亦非常注重對新界鄉間風俗歷史及鄉約地區組織的研究， 當然這與殖民地政府的管治需要有密切關係，當中早期來港的外籍傳教士及戰後在新界的英籍地方政務官，即殖民政府中的華人文化專家，如James Hayes及Patrick Haze等人佔有重要地位。英國殖民者觀點在五十至八十年代末，曾一度是香港研究的主流角度。英國人的良好管治，為香港建立了高效廉潔的公共行系統、帶來了卓越的經濟成就、自由開放而穩定的社會。在殖民者的後期則論述中，加入華人勤奮為香港的成功元素，而在末任港督彭定康離開香港時，民主政制改革則成港英政府引以為傲的政績。

中共方面，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決定收回香港後，已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骨幹，建立編寫香港歷史的團隊，有計畫地在一九九七年前夕推出大量香港歷史著作，極力爭取在九七回歸這歷史性關鍵時刻的話語權。這些著作多以民族主義為論述主軸，故非常強調在港華人的反殖抗爭。但因其受制於其政治立場，故對六七暴動、六四事件等涉及中共的歷史事件均刻意迴避。因有明確的政治動機，其研究多為宏觀論述，對香港地區、機構、個人的研究興趣不大。

香港本土論述起步於八十年代初，其時漸多香港學者於海外學成歸來，在大專院校從事教學研究，其時本土意識漸見成熟，香港社會又相對其他亞洲地區開放、穩定，又因中共收回香港成為本地社會極之關注的社會議題，是故香港研究漸成氣候，因此八九十年代為香港研究的黃金時期。本土觀點強調以香港人在香港的實際生活經驗出發，以本土視角研究本土社會。當然所謂本土觀點並非鐵皮一塊，不同時期，不同研究者亦有不同取向，當中亦充滿矛盾。

因篇章關係，本文只將本土觀點簡化為兩條主線：大眾傳媒的論述和學院內的論述。傳媒和學院同樣為社會中生產話語的重要部門，大眾傳媒能有效散播某種論述，但可能欠深度探討；學院則相反。回歸前夕，本地傳媒急需為殖民時代蓋棺論定。其時，香港經濟大好，為‘四小龍’之一，後進地區的經濟典範，社會充滿自信，一片榮景。全靠香港人的自力更新、靈活變通，致使香港在短短百多年內，由荒蕪小漁港，變成世界大都會，影視娛樂方面更是華人世界的首都，成功的‘香港故事’成了當時的主流論述。在學院方面，Carl Smith、科大衛、丁新豹、洗玉儀、關信基、金耀基、劉兆佳、呂大樂等本地學者及其學生，到九十年代已纍積了一定研究成果。早期維多利亞城歷史、東華三院、保良局、非政治化政治體制、行政吸納、功利家庭主義、低度整合社會、香港社會階級分析、大眾文化，已成了學院內教授香港社會的‘指定動作’，這些‘標準’理論的舖陳亦漸見紋路。在相對微觀的層面，回歸後，社福機構，如香港紅十字會、小童群益會等，政府部門如水務處、拓展處等，亦委託本地學者撰寫歷史專著，而不少前殖民地官員、名人巨賈，亦興起撰寫傳記、回憶錄，一時間與香港研究相關的資料如江河缺堤，實令研究人員應接不下。但當中最突出且影響深遠的，是屬民(subaltern)口述歷史著作的興起，這與Foucault等人的後現代理論傳入本土學界有密切關係。 在後現代主義眼下，一貫的大歷史(History)論述，只有政權控制下的國家機器、社會精英能發聲、歷史留名，而撰寫大歷史所依據的憑證亦多為官方文件、通訊、傳媒報導等資料，屬民如工廠女工、家庭煮婦、性工作者，只是平凡人，甚至屬於弱勢社群，無權無勢，無從發聲，在社會中、歷史中被‘消音’(devoice)，失去主體性。屬民口述歷史著作的興起在於以激進的知識論，不求建立因果關係，只求述說屬民自身的小歷史(history)；以反叛的方法（口述歷史）去為弱者發聲、抗爭，在論述之爭中奪回主體性。這種知識論在回歸後強調抗爭的社會運動中，明顯發揮了影響力。

對英國與中國宏大話語的分析

英國與中國的論述明顯以‘國族’為基礎，但所謂‘國族’其實是個歐洲中心的概念。自中世紀以降，民族以國家為政體，相繼獨立於教廷的掌控，民族自決概念漸成不可動搖的常識。歐洲人十九世紀來華瓜分中國，中國不能招架，在列強圍繞下，首次意識到世上有比自己在技術上更優勝的文明，中國再不是天下中心，以抽像道德禮教為中心的天下觀，只得讓位於求實利、以國族為單位的現代世界觀。 從此，‘國族’這個在歐洲特殊脈絡下，經歷了數百年演變、對抗、沉澱才形成的概念，急速地硬套在東方諸國上，隱隱決定了後進國的世界觀，從此國族成了自明之理(axiom)。 為了反擊西方 / 歐洲的論述，東方文明只得吃力地學習歐洲思維，學習操控他人的概念，緊跟歐洲的步伐，深恐落後，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已失去了話語的主體性（溝口雄三 2011: 第一、二章）。

國族是以中英兩國論述的基點，從此推展則必涉及在港管治的正當性。殖民政權，本質是海盜政權，在道德上不可能有正當性，所以英國只能以其經濟成就及後過渡期內的民主政制改革來證明在香港殖民管治的正當性。中國在收回香港一事上，本應穩佔道德高地，但遺憾的是在蘇聯解體和六四事件後，西方世界步步進迫，六四事件更令中共在國際社會內嚴重喪失正當性，令原本在文革後，本已混沌不清，只求實用的治國理念更為混亂。彭定康可說擊中共要害，回歸前著力提高香港政制的民主程度，成功做出英國張政權交給民主政權的景像， 在後冷戰國際局勢下，英國為了在政治話語層面牽制中國，故在回歸前在港推行民主政制，以確確實實的政治遊戲教導香港人如何玩民主遊戲，在民眾中深深殖入自我充權的意識，這種自主意識一旦建立便難以磨滅， 此亦為中共最為懼怕的局面。回歸前的政制改革，提升了部分香港民眾對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民主化步伐上的期望，令特區政府無法同時討好中共中央和香港市民，大大增加了管治的難度，蠶食特區政府的正當性。中共在收回香港的話語中只以虛弱的民族主義來苦苦支擋，根本未能誘導人心回歸，縱然回歸後以經濟利誘，亦未能解決在政治話語上認受性的問題。如從更宏觀的歷史視角看，中國自洋務運動開始，追求全國整體平均發展為軌跡，整體利益高於個體利益，那麼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以強調個人權利為基礎的西方民主政制，根本不會為中國當政者所接受。中國自身有其世界觀的變化軌跡，但無奈西方社會以民主為‘普世價值’相迫，中共治下公義不章，加中共先天患上共產主義政權特有的惘想被迫害症，中共在建立國家話語的大趨勢（中華文化在歐美主導的現代世界話語爭奪中的弱勢）和小趨勢（為逃避六四事件而喪失政權正當性）皆處於劣勢，只剩下財大氣粗的形像，前景不容樂觀。香港回歸十四年而人心未回歸，其問題實為中共與香港部分民眾處於兩條不同的話語軌道上，源於深層的價值衝突 (溝口雄三 2011、Huntington 1996)。兩種價值互不相讓，最終將以實際政治力量解決。

對本土視角的分析

在中英兩國國族論述之間的隙縫就是本地視野的藏身之所。香港身份不是國族身份，但香港身份能以一種亞國族身份與兩個大國的國族論述所對抗，依仗的是殖民政權下的被殖民者的生活經驗，所以通史式的宏觀研究一向不是本地香港研究的主流，這當然與本地學術界專門化及欠缺系統分工有關，但最根本的問題是香港根本無需要如國家一樣，在建國過程中建構（那怕是虛構）強勢話語來提供想像空間去凝聚國民 (Anderson 2006)。香港社會只需要通俗的成功傳奇，用以在中共面前，以經濟成就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便已足夠 。我們從來没有有意識地在政治上建立一套‘香港(國)國民身份’的論述，因為香港只有居民，而無國民。在中英兩個宏觀話語的雙重邊陲下，香港人的被殖民者次等身份顯然易見，這與後殖民研究、後現代主義等思潮深深契合，這解釋了為何由上下而上，充滿後現代色彩的研究方向在本地人文學圈充滿活力。但正如呂大樂指出這種由下而上，依賴殖民社會（下層）生活經驗的研究取向，令到研究者無法想像中英兩國國家級官員的思維方式，嚴重局限了研究者的視野，無法提供更廣闊的圖像（呂大樂 2011)。散亂、不求建立理論的本地研究風格亦令宏觀與微觀之間亦缺乏聯繫，做成眾聲喧譁，重心不明的現況。

以上非常簡略地分析了英國殖民主義論述、中共民族主義反殖論述、香港本土論述在本質上的差異。香港殖民地系統是歷史的產物，既然那時代已遠去，殖民制度瓦解只是時間問題，這將漫長而痛苦，但從樂觀角度看香港的某此特質可能得以轉化，貢獻未來的中國。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在春泥更護花。

參考書目：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Huntington, Samuel.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霍啟昌 (1995)《香港史：考學參考資料（第一冊）》。香港：三聯。
蔡榮芳 (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
謝均才 (2003)《歷史視野下的香港社會》，收錄於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牛津。
張少強 (2011) 香港：地緣政治與香港研究，收錄於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
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 (2011) 《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三聯。
呂大樂 (2011) 在倫敦與香港之間：「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收錄於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