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Peter Burger與Thomas Luckmann合著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中譯：《現實的社會構建》 )為理論架構，去分析在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中，社運人士如何把它們建構成本土抗爭史的起點，及分析建構過程背背的社會含意。
現象社會學的理論框架
《現實的社會構建》是現象社會學的重要著作。現象社會學以心理學為基礎，並強調以現象學方法分析社會事件。現象學本身反對經驗實證主義的主客二元論，強調以辯證法理解認知主體與社會客體 的互動關係，認知過程中各部分的實質內容可以變幻不定，但辯證的形式則相對穩定。
如將書中的分析架構簡化，我們可將整個辯證過程分為四個部分：個體、現實、內化、外化。
現實(reality)：作者將現實定義為可以獨立於我們的意志、心靈而自存的外在之物。現實可分為多個層次，因事篇幅所限，本文只能集中討論家庭與社會。
個體(Individual)：整個認知過程的主體，能從與外界的互動中建立自身的認知系統，並從理解現實的過程中，即社會化(socialization)其間，產生主觀知識。
內化(internalization)：內化會先於外化出現，社會雖為實存客體，但個體會將經歷和外來知識與自身的認知系統結合，將現實主體化，變成認知主體的一部分，從而產生主觀知識。這亦是社會化的基礎。社會化可分為兩個層次，即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及次級社會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初級社會化主要在家庭內發生。在家庭內兒童透過和父母情感上的緊密連系，漸建立初步的世界觀。但當兒童漸漸地長大而增加與社會(例如學校、社會)接觸時，其已完成的世界觀可能會受到挑戰，因為社會各方會按本身需要而操控次級社會化的過程，令來自不同群組的個體吸收不同質量的知識，做成社會差異。理論上，每個個體都能按社會的主流價值及規範 ｢成功地｣ 完成社會化，使各個體共享相同理念及知識系統。但社會角色往往攝制了社會知識的攝受，這與個體長時間被派定某社會角色有明顯關係。個體因長時間扮演某種角色，日子一久，無論他喜不喜歡，都傾向按社會對其所扮演角色的期望行事，個體從而認定(identify)自己在制度中的存在及位置，社會角明顯影響內化。但有一點不容忽略的是，縱然人類能從社會化中轉化，但人類仍受其生物性所限，與外界物質的關係不會段裂，認知主體(人/內在)與認知客體(物/外在)仍處於一種辯證關係之內，生生不息。
外化(externalization)：後於內化出現，個體從自身的認知系統創造意義，並以符號系統(當中包含意義及符號的對應關係)表達意義，將意義客體化，令個體能互相溝通，使意義能獨立於認知主體，建構社會意義。人能將社會當成客體，是因為人具有將思想外化的能力，但人既為生物，故必受物質條件限制，人類為了生存故需與同伴溝通，故需將感覺和主觀知識外化成他人能主觀地明白的實體，亦即是將思想客體化的能力。只有人將互為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變成可能，共同體的世界才得以構成。如能有效溝通，即最後可發展出穩定的符號—意義對應關係，而從再進一步建立溝通—行動的關係，當相近內容的言語及行動對應關係重覆多次後漸會產生習慣。習慣化(habitualization)會令個體的互動變得有模式可尋。模式的沈澱(sedimentation)會形成社會角色，不同角色間之互動則會演變成社會制度，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一旦完成後，社會亦能穩定地存在，成了外在於個體的結構，並反過來影響個體的思維與行為。
全書以辯證法(Dialectics)為其研究方法。辯證法強調變化，而我們要從整體(holistic)去理解整個認知、建構過程的變化。我們不應割裂地理解過程中不同的部件，而應著意理解系統中各單位在過程中的關係、事態的變化、背後的流動性。
以上只是偏向靜態地描述了Berger與Luckmann的分析架構，但它們並不能解釋社會改變。Berger與Luckmann以時間性(temporality)及空間性(spatiality) 去連結起不同時空的世界，從而解釋社會變遷。
如康德所指，時間 是認知範疇中，最基礎的一個，任何認知的向度皆潛藏了時間。意識的存在不可能不涉及時間，而社會制度的存在亦必涉及時間。Berger和Luckmann指出：
時序性(temporality)是意識的一種內在物質。意識流在時序上通常是有序的。在這一時序性的不同層面之間有可能從個別主體的角度作出區分。每個人能意識到自身有一個內在的時間流，後者伴隨有機體生理上的各種律動而來，但又並不完全等同於這些律動。…日常生活中主體的特質也有一個時間層面。日常生活世界有自己的標準時間，這一時間能為人們在主觀上相互使用。這一標準時間可以理解為自然時序上的宇宙時間及根據內在時間而來的社會所確立的歷法間的交集。各種時序的時間層次不會同時發生等待(時間)這一體驗是其最佳說明。我的有機體與我所處的社會約束我與我的內在時間，才會有某些事件(包括等待在內)發展的序列。(第26-27頁)
Berger和Luckmann清楚指出時間可以有多個層次。從個體開始，最基礎的是有機體的生理時間，在其上是日常生活中主體互為主觀的時間，而最上層是以統攝萬物，無所不包的宇宙時間，宇宙時間背後涉及由科學、宗教、神話對宇宙作終極解釋的時間觀。人類在攝受的過程中會感到各層次的時間互相交織，互相影響。
｢現在(now)｣ 是人類對時間的認知的起點。｢現在｣一刻是最真實的，而我們也只能活在｢現在｣的一刻。所以認知同一個｢現在｣的人，相對來說，他們更能互為主觀地認知對方的生活經歷。透過猜想，認知主體更可由｢現在｣回到｢過去｣或想像｢未來｣。透過想像，我們能和已逝者與未來者相連，從而令社會制度、文化能保留下來，而成形成時間流。
人受其生物性所限，總會衰老、死去。時間的流逝已意味了世代的更替。如Berger和Luckmann指出社會制度的建立、發展、變異其實就是歷史，而代制間對同一個社會制度(即某客體)的認知可以有很大差異。為了讓社會制度流傳下去，令社會制度變得令人信服，尤其對下一代而言，社會制度的合理化 / 合法化(legitimation)則變得至關重要。
對他們(筆者按：即未有經歷建立制度的一代)來說，制度的最初意義是他們的記憶所不能得的。因此，理解不同合法框架的意義對他們來說非常必要。具體到制度的秩序來說，這些意義必須保持有一致性和廣泛性，如果它們想要讓新生代確信的話。相同的故事必須告訴所有的孩子。隨之而來的是，擴大的制度秩序發展出一整套合法化。覆蓋了所有認知與規範的詮釋。新一代在學習這些合法代的同時也被社會代入制度秩序中。(第47頁)
但問題是在同一個世代，在生活世界中所經歷的差異，是否能｢成功｣完成社會化，並達至某程度上的同一性? Berger和Luckmann答案是否定的，他們亦意認到相同的社會化亦會成就不同的個體。不成功的社會化可能是生理或社會方面體驗的意外結果，但當這些在社會化過程中｢不成功｣的個體增多，並可能聚集成不同的社團，慢慢地，他們嘗試反介定現實(客觀存在的社會制度)與知識(對現實的主體建構)之間的關係。這些群體亦會展開自身的社會化過程。不同的社會化會形成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世界觀直接做成個體在社會角色及認同上的差異，但Berger和Luckmann認為不成功的社會化，有時只能帶來虛幻的認同，有如做夢一樣：
主觀選擇認同會變成一個虛幻的認同，在個體的意識中被客觀化為他的 ｢真實自我｣ 。可以認為，人們總是會做一些不可能完美實現的夢。這一幻想的特有之處在於一種想像層面的而不是初級社會化所內化的認同的客觀化。顯然，這一現象任何過深的發展都會給社會給構帶來緊和不安，危及制度及其被視作理當如此的現實。(第141頁)
無論是哪種社會化也好，它們亦必然涉及對社會制度的歷史解釋，而當中在建立論述的過程必會涉及對知識的運用。
如果制度秩序的整合只有用社會中成員的｢知識｣左右以分析才能理解的話，這種｢知識｣分析就會成為分析制度秩序的關鍵所在。(第55頁)
論述某種社會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專門知識，而在選取論述角度上亦已包含了論者對人類本體論上的價值取向。
下文將分析2006至2007年間，中環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中，社運人士如何重構本土抗爭運動的歷史源頭—中環天星碼頭，並從中找出建構反殖傳統背後的價值取向及其局限。
天星皇后—本土抗爭發源地？
在天星及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中，組織鬆散的社運人士除了以實際行動，如靜坐、示威、肢體衝突等方法，作為其抗爭策略外，其實他們同時嘗試了重構香港的本土抗爭史，並以天星及皇后碼頭為其論述核心，以加深整個運動的歷史深度，從而增加知識層面的抗爭資源和社會動員能力。
其中一位核心成員寫到：
猶記得，天星皇后運動期間還沒有關於八十後的提法。身分認同方面，那時強調的是空間感強烈得多的「本土」。不過人們都愛稱我們是一群自發、無政黨背景、非專業搞手的「青年」。有趣的是，我在一九六六年天星絕食反加價的歷史書頁上讀到了近似的情景﹕四十年前，蘇守忠被輿論一式一樣地形容為「無政治背景的自發青年」。這除了說明青年此一符號像招魂般，又再撼動既存秩序極力遮掩的裂縫之外，更反映了香港政治意識中一股對於「純潔自發青年」的偏愛，或反過來的對成人政黨利益及示威活躍分子的排拒，後者總叫人聯想政治的骯髒面。(陳景輝2010)
亦有評論指：
八十後帶來的對現況的實質否定，裏面也包括歷史、擁抱舊物，重新標舉另一些認同的模範(比如保留天星運動重提了蘇守忠1966年的絶食行動)，傳承與重寫都在發生。(鄧小樺2010)
另一位運動成員寫到：
保衛者死守的，不僅是一座有五十年歷史的鐘樓，也是我城或者從來只是若隱若現的主體性的。放開了手，沒有實質的損失，只是繼續什麼都沒有發生。……保衛運動走到皇后碼頭的階段，要求參與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應我城的殖民經歷。(周思中2010)
另一位運動的核心成員談到在行動的後期，在灣仔囍帖街保育人士加入後，天星皇后保育運動亦滲入了庶民美學、亦變得更強調實踐參與規劃、反抗在土地分配上歧視基層。他明確指出天星碼頭在香港反殖運動的像徵意義。
保留皇后運動參與者在2007年7月29日，從直播論壇上，將民間自六十代來對抗殖民政治的抗爭史重新發掘，從殖民敍事中的邊緣拉上前台。這是香港民間社會首次高調地將歷史建築保存轉化成震撼當權者都市想像的力量，也開啟了 ｢去殖民的｣ 城市空間運動……(朱凱迪2009)
亦有運動的核心成員指清拆中環天星、皇后碼頭，對這地區的再規劃其實背後充滿政治含意：
這(筆者按：指天星及皇后碼頭)是一個我們保釣運動、香港身份、本土身份覺醒運動進行的地方。中文作為法定語言的文化醒覺運動、反天星加價的一個民生運動、八九民運、推動香港勞工法例的運動、爭取香港傷殘人士權益的運動都在這個地方進行，我們第一次全香港的老師一起上街、還有其他大型的教育運動也曾在這兒發生。這是一個多麼有權力像徵意義的再規劃! (司徒薇2011)
在這論述下，對天星、皇后碼頭的眷戀，亦被轉化為香港 「歷史意識｣ 的萌芽，皇后碼頭像徵了香港的 ｢本土性｣：開放、包容、不排他、不作 ｢去中國化｣的 ｢本土性｣(林輝2011)。
現象社會學的分析
以上只是是次保育運動中，一部分關於天星皇后碼頭與本土抗爭的論述。透過Berger和Luckmann的理論框架，我們可以從中發現這些論述有以下特點。
從內化或社會化的角度而言，現實社會的變遷，令認知者建構與前人不同的知識系統，及背後的論述角度。以回歸後的情況而言，以往的合理化論述—經濟決定論，已無法令全部人接受，已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尤其是年青人。｢不成功｣社會化的團體，人數如果日増，有可能成為不可忽視的一群。如從Berger和Luckmann的理論架構來看，很可能是次級社會化｢出了問題｣。次級社會化中以教育為最明顯，亦是最重一環。從社運人士的年齡分佈來看他們是較年青的一群，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而事實上他們學術背景深厚，對社會科學、文化研究有深入研究。其分析理論亦其是極度抽象的，他們從教育中獲得了反抗的知識系統，建立了與主流不同的世界觀，開展了不同的社會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回歸後的教育改革，通識教育已成為高中必修科，縱然在推行期間必有｢淨化｣過程，教師、學校、政府會迴避具爭議性題目，但批判的性質仍多少會滲進學生思維內，相信會對年青人的社會化做成一定影響。
從外化方面來看，我們發現社運人士有意識地建立起獨立的反殖論述，當中天星皇后碼頭成了本土意識的像徵。他們再三強調自己的抗爭其實是繼承了六七年代由市民空間孕育出來，本土色彩濃厚，且動機純粹的社會運動。但正如葉蔭聰指出，保育人士對天星和皇后碼頭在社會抗爭方面的歷史其實是頗為隨意的，他稱之為 ｢順手挪用組合｣(bricolage)，他們通過與先行者建立連系，而建立自身論述的合法化性，側面地否定了主流或議會的民主運動，故著力排除政黨的影響(葉蔭聰2010：45)。從時間認知方面看，社運人士是想建自己的時間意識，並將之客體化，令論述變得互為主觀，以歷史論述(也是知識的一種)影響現實社會。
但整件事最微妙之處，在於社運人士選擇了六六年天星事件為敍述起點。六六天星事件及其後的暴動，的確標誌了本土意識的萌芽及本土反殖抗爭的開展，但正如林蔚文指出，由民間社會帶動而針對殖民政府的抗爭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中已有跡可尋。而事實上就算在六七十年代較為激烈的抗爭運動中，反殖方面的討論，亦只是集中在遵不遵守公安條例這條殖民地惡法而矣，在中共巨大無比的陰影下，徹底趕走英國人，極端民族主義和徹底反殖傾向，從來不在社運人士的考慮之內(Lam 2004：210)。回歸後，運社人士以六六天星事件為類比例子，以確立自己的反/解殖主張，當中必然涉及回歸在語境(context)上的需要，但他們有否想過殖民時期的社會運動只以民族主及反殖民來作為動員的策略？所謂｢硬橋硬馬｣的反殖民抗爭從來沒有在本地社會出現過？正如羅永生及John Carroll指出在殖民地時代香港，被殖者與殖民者合作，分享部分經濟、政治利益才是主流。實質經濟利益可高於民族專嚴，殖民者沒有部分被殖民者的合作，根本無法管治的。
以上只是非常初步的嘗試以現象社會學去理解回歸後新型態的本土社會運動。然而不難發現，現象社會學的視角亦其局限。
1.Berger和Luckmann的理論架構以辯證法為基礎，本來可以避免經驗實證主義在主客二元、方法僵化的毛病。但辯證法只看整體而忽視局部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及運作機制的確增加了研究的難度。
2.Berger和Luckmann指出，共同體內有可能出現越來越多人因經歷了 ｢不成功｣ 的社會化，而結合起來反對原先的主流論述，但問題是：
i.為何會出現這麼多人去反抗主流的價值系統？如果反抗的個體有結構性特徵，我們如何理解這種結構性差異的出現？單以社會知識分配不平均就可解釋？但為何社會知識分配會有結構上的差異？理念論如何解 ｢社會結構性差異｣ 的來由？
ii.所謂的原生社會化到底是否意味了某社會在開始時的某種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為何能成為主流？與後來者有何差異/衝突？
iii.其實Berger和Luckmann的理論架構亦避開了價值取向的問題，書中他們極力以客觀描述的方法指出各概念間的關係，但正如以上所指，當我們嘗試追問社會的最根本來源時，亦即人如何存在，甚至人為何存在時，我們始終無法逃避價值取向的問題。
3.在Berger和Luckmann的理論架構中，我們看不到言語、知識與行動有何關係。單靠知識不可能改變現實，但只著重描述社會制度，但對行動與語言及制度的關係則未有詳細描述。
4.與經驗實證主義相比，現象社會學在理論的辯護(justification)上因缺乏外在客觀現象以否證其理論或命題的真確性，故更依賴研究者長時間的深入探討，互才相交流，方可建立較穩健的理論系統，這對香港這類 ｢短小迷你｣ 的研究群體相當不利，更難以建立真正的本土社會學理論。
總論
在天星皇后保育運動中，社運人士嘗試重構屬一套自主的抗爭史，但當中他們無意中觸及了殖民經驗取吊詭的一點：光輝傳統，其實並沒有存土過，傳統原來只是由論述者因其語境需要而發明出來，其實也是種自我欺騙。抗爭總有開始，為何一定要始於殖民時代？社運人士有否想過以行動創造歷史，真真正正成為本土抗爭的先驅？真正的第一代香港人？
參考書目
Berger, P. L. and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chor Books
柏格，彼得及盧克曼，托馬斯著，汪涌譯，(2009)，《現實的社會構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景輝，(2010)，收錄於鄺穎萱編，《站在蛋一邊：香港的八十後》，香港：上書房
鄧小樺，(2010)，《不止打份工—八十後的反詰與探尋》，收錄於鄺穎萱編，《站在蛋一邊：香港的八十後》，香港：上書房
周思中，(2007)，《在解殖的街頭》，於《今天》，第77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朱凱迪，(2009)，《利東街及皇后碼頭運動展示的城市理想》，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及新力量網編，《本土論述2008》，香港：上書房
林輝，(2011)，《這條路不容易走—我的一點社運回顧》，於黃培烽、許煜篇，《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增訂版)》，香港：圓桌精英
司徒薇，(2011)，《思考香港新社會運動》，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及新力量網編，《本土論述2010》，台北：漫游者
葉蔭聰，(2010)《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